艺术是美好的，可是艺术君以为，不表现真实的艺术，称不上是一流的艺术。不管是真实的感情、世界，还是真实的人，展现真相的艺术和艺术家，才是真正的大家。比如卡拉瓦乔，他扯下了宗教艺术愈加虚幻的外衣，用街头真实的引车卖浆之流，让高高在上的教廷们看到真正的宗教应该是为谁的，是怎样的。比如伦勃朗，他用真实的自画像，告诉我们年老是怎么回事，告诉我们老人仍然可以有一颗真实而坚强的灵魂。
正像艺术君之前讲过的：艺术，是真实的谎言。
这篇《朋友》，讲述的就是关于死亡的残酷真相，作者马修·提格（MatthewTeague）是英国《卫报》的记者。他的妻子疾患重病，多年的朋友丹恩·法绍（DaneFaucheux）搬过来，跟他们一起面对这段常人难以想象的日子。
死亡、残酷、真相，这三个词听上去很简单，可在抽象的概念背后，隐藏着需要我们鼓足极大勇气才能面对的现实。
关于翻译：本文翻译自Esquire杂志的英文网站，点击即可阅读英文版本。由于没有拿到版权，所以就不再放有关打赏的了。
之所以要翻译，艺术君还是希望更多人能读到它，传播它，因为力量往往来自于真相之中。翻译得有不准确、不流畅、不到位的地方，责任都在艺术君身上。如果你觉得翻译得还可以，或者有其他什么想法和建议，欢迎给艺术君留言，说说自己的想法。更欢迎你说说自己看过这篇文章后想起来什么自己的故事。
当然，如果你是《Esquire》的编辑，希望能撤下这篇稿子的话，艺术君仍然会照做的。
文章很长，希望你能腾出15-20分钟来，读完这也许能给你一些启示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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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17日，这一天的大部分印象已经从我心里蒸发了。我还保留着一些记忆。我记得医生说话声音的颤抖。我记得我的妻子在叫我的名字，当时镇静剂的药效还在她身上发作。医院地板的样子，近在眼前。我记得白色的瓷砖，还有一个希望：也许我永远不必爬起来，也许他们会让我就死在这儿。
妮可尔34岁，医生非常直接：“已经扩散得到处都是了，”他说。“就像有人把画笔在癌症细胞里面蘸了蘸，然后在她腹部抹了一遍。”我沿着走廊摇摇晃晃向外周，然后就崩溃了。我记得那块地砖，就在眼前，然后看着它越来越远，我最好的朋友把我从地板上扶起来。他叫丹恩·法绍（DaneFaucheux）。然后，即便是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我记得自己还是意识到：丹恩比我以为的要强壮得多。
我还处于震惊之中，在那儿待了很久。作为人，我们不会告诉彼此关于死亡的真相。毕竟都还没到死的时候。真得要死了，普通而又平庸的死亡，是如此困难而又丑陋，成为了最糟糕的事情：它怪诞荒唐，它尴尬难堪。没人曾经告诉过我它的真相，从来都没有。当它在我的爱人身上发生，我在很多事情上迷失了方向。生活原本平整的地面——精神状态、道德准则、甚至是法律——变得摇晃起来，成为相对的东西。我偷运药物，撒谎，藏钱，不让国税局发现。
我医院地板的那种感觉，然后一直被它带着走，因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一切尽在它的掌控之中。生命之有限带来的震惊，一个男人的崩溃，还有另一个人的拒绝，拒绝让崩溃发生。
在年圣诞节前后，丹恩决定搬进来，那天晚上我们的狗死了。
几乎那一整年我都失去了记忆。妮可尔得了卵巢癌，当时已经转移到了她的胃。她承受了一系列身体上的折磨，分开来看，每一件都让人痛苦不堪：只要去一趟化疗病房，在护士给我奶酪饼干的时候，看着像防冻液一样的东西流入她的血管，这就足以永远改变我的生活。不过，放在一起，那些手术和化疗就都凝结成了一块污渍，无法去除，无法细看。
我的确还有一些那年的记忆，丹恩在其中都有出现。比如，当妮可尔开始在枕头上发现自己的头发时，我准备迎接她的痛苦，因为她是如此年轻、漂亮。但是，她让我拿着毛巾、剪刀和我的剃须刀，去起居室跟她碰头。
她把一把椅子拖到房间正中，然后拉起头发，又长又黑如瀑布般的头发，扎成一个马尾。“来吧，”她说。
我用剪刀使劲儿剪，直到完全落在我手里。她抬头望着我，两眼泪水，然后微笑。
“我应该试着摇滚一点儿，”她说。“给我来个莫西干头型。”
后来，我们走到洗手间里，这样她可以照镜子。她就是一个小溪边的印第安人，我从未见过她把颧骨挺得如此骄傲，从未见过她的双眼如此肆无忌惮。
我给丹恩发了一张她的照片，几分钟后，他回复了一张。他自己也剃了一个莫西干头，跟她的搭配。
妮可尔笑了。十五年前，我们遇到了丹恩，当时我们都住在新奥尔良，他们在一起上大学。男人们总是跟着妮可尔到处跑，在杂货店里，男人们会从奶制品旁边跟着她，尾随她出来到停车场。当她微笑的时候，男人们会幻想她需要他们，她很爱微笑。所以，对于其他男人的动机，我当时已经有种充满同情的怀疑。但即便丹恩不知道我在观察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的目光从妮可尔身上移开，他接受她的微笑，只不过将其视为一个小礼物，别无他意。他把自己的友谊奉献给我们，如此谦恭，对我们的婚姻极其尊重，让我从一开始就信任他。我不知道妮可尔能否原谅我们都这么男人，因为年复一年，我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近，那种方式是妮可尔永远无法达到的。
他那令人喜爱的表情，对于妮可尔来说，是个小小的胜利。所以，当她举起丹恩的莫西干头照片，然后大笑起来——“看啊！哈哈！”——我知道她是以最好斗、最得意洋洋的方式在表达。
在一个充满残酷、灾难和挫败的季节里，她获胜了。我后来问过丹恩，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他不明白这个问题。“要比起来把我的脑袋剃光，这么做有趣多了，”他说。他从未想过什么也不做。
那年晚些时候，医院里面，像个哨兵。他是从新奥尔良开车过来的，我们住在阿拉巴马州的小城费尔霍普。过来之后，他在妮可尔的房间外面走廊里站着守卫几个小时，就是为了能让她睡觉。一天下午，一伙儿教堂的女士来了。天底下，没有什么力量能比一帮浸礼会的中年女教友更强大了。我们在房间里就可以听到，丹恩在和善意展开战斗。
“他们现在正在休息，”他说。“我很抱歉。”
“哎，我们是来给他们祈祷的，”一位女士说到。
“我知道，夫人，”他说。“不过我很确定，就算在这走廊里，上帝也能听到你们。”
圣诞，医院过的。朋友们来探访，还装点了房间，我们的两个小女儿蜷在妮可尔旁边，医院病房的床上，她正在读诗《这就是圣诞前的夜晚》。过滤管正从她的肠道和鼻子里排出排泄物，我们都试着对此视而不见。
从感恩节开始，丹恩就来了，然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他已经用尽了自己几周的假期，医院，每个晚上都在我家过夜。
圣诞节前一天，我们养的八哥犬格雷西，呕出一些黑色和腐烂的东西，就在他脚边的地板上。他把格雷西放在一个篮子里，盖上毯子，开上车，到处寻找还开着的动物诊所。找到一所之后，他向兽医解释我们当时的状况。兽医做了一些检查，然后脱口而出：“我很抱歉，但是这只狗得了癌症，我想她马上要死了。实际上，我知道她马上要死了。”接着，她突然就哭了起来。
丹恩给我打电话。我坐在病房里，红色和绿色的彩灯闪烁不停，听到这个消息，我说：“好吧”。
格雷西的死没有触动我。这个消息让我生气。它强迫我要跟女儿们谈话，说出癌症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可我还没有准备好。
医院，带着一瓶葡萄酒。我们坐在地板上喝了起来，周围是女孩儿们的圣诞礼物包装纸。
“我想也许我应该搬过来，跟你们在一起，”他说。“就是多个帮手，几个月而已。”
这意味着他要离开他的工作，他的朋友，他的公寓，他的生活。
“好吧，”我说。
死亡带给身体上的恐怖，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妮可尔对此尤其现实。她对我们说：“别让我身上有味道就行。”
她的体重下降很多，不过我们都预期到了。丹恩和我几乎看不出来，因为我们从不离开她。有人来看她时，从他们的脸上我们能看出来，或者是当她的衬衫滑到一边，露出锁骨的时候。这看上去很不正常，就像某个外星人被移植到她的身体里。
除了体重下降，她的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伤口。每次手术过后，她的皮肤都更难痊愈。最后，一个外科医生问我是否知道如何包扎伤口。
“不知道，”我说。
“你需要学习一下，”他答道。
每天晚上，妮可尔都会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我会用镊子从她腹部的伤口中取下一条绷带，有时候有几尺长，它在空气中展开，就像布满脓的绦虫。然后，我会重新往伤口中放进新的绷带，折叠起来，旋着放在她体内，而她一边哭，一边恳求我不要这么做，求你了，就这一次。
求你了，马特，求你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她还是个少女，我那时就已经全身心爱上了她。现在，我才可以会回头去看我们的感情有多深厚；当时，我的眼里没有别的，只有一次完成一个伤口，一个不到两公分宽的洞，我要往里放进去一个拳头大小的东西。我当时再也感受不到任何爱情了。那只是我要做的某个事情。完成之后，我会躺在她旁边，用消毒棉球吸干她的眼泪。当她最终入睡之后，我会偷偷从床上趴下了，钻到壁橱里，这是房间里最与世隔绝的地方。在里面，我会把毯子裹在头上，塞到嘴里，躺下之后，把头埋到一堆脏衣服里面，然后大喊。
某些深夜，肠胃的绞痛会让妮可尔醒来，一边嚎叫，一边汗如雨下。我会呼叫丹恩，叫醒他，然后他会打开、扶着后门，让我搀扶妮可尔到车上。接着，他会跟我们的女儿坐在一起，等我们回家。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周。
最后，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少量消化了一半的食物从妮可尔的伤口中涌出来。我给她的肿瘤医生打电话，医生用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词：瘘（fistulas）。体内存在感染或者外部异物时，身体就会努力排斥它，形成通向体表的通道。她的身体不再能识别食物了，现在开始直接从她的腹部伤口往外排斥，就像排除某种异物。
妮可尔试着抬头看自己的肚子。“你闻起来是不是像便便？”
“不，这很难说……”
“是不是便便从我的前面出来了？告诉我。”
一连几个月，我们想尽各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结肠瘘带、专用纱布、布制尿布，但是胃酸会溶解任何附着物，最终开始侵蚀她的身体。无法抑制，只有用更多麻醉剂止疼。
然而，这些身体上的恐怖，仍旧比不上将会到来的事情。
我告诉我们的家庭咨询师朱莉娅，我知道事情会越来越糟。“如果我必须把她放在背包里，然后背着她去化疗病房，只要这意味着能让她多活一天，我也愿意。”
朱莉娅是个和善的女人，但是很坦诚。“在这一切结束之前，”她说，“你会盼着它早点结束的。”
绝对不可能，我说。
丹恩搬进来已经几个月了，妮可尔还是不愿意吃东西，所以我会用静脉滴注给她喂食。我没有接受过医学训练，但这不需要医生，只需要有人维持无菌环境，保持清醒。
医院或者实验室的无菌环境，一般人很难有感觉，除非你自己试着在家来这么一下。年头几个月，丹恩和我一刻不停地搞清洁——房子、孩子、我、医疗设备、妮可尔自己。煮沸、擦抹、过滤。可人体是抗拒无菌环境的，比如我们身上的洞眼、脱落的皮屑、我们的指甲，还有潮湿的环境。
将液体泵入到妮可尔血管的是一台机器，只要出了问题，它就会尖叫。比如某根管子扭结了，或是她压住了什么，要么是液体用光了，要么是其他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每隔几分钟就会发生一次。这几个月里，妮可尔一直在用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意识，我清醒地躺着，听着输液泵的声音。我会把它琥珀色的显示屏转到墙那边，但也没啥帮助；我躺在那儿，做算术，计算妮可尔还需要输入多少毫升液体，然后再输入更多。在那几个月里，我从没有睡过一个小时整觉。
有一天，丹恩碰碰我的胳膊，我叫了出来，不知道他是谁。“你得睡觉，”他说。
他开始背着我谋划什么，或者我怀疑他在这么做。从卧室房间门外，我能偷听到他跟妮可尔的谈话，讨论我疲惫不堪的精神状态，考虑到妮可尔的状况，这么做似乎很荒唐。他开始背着我，给朱莉娅，那个咨询师，打电话。他还和我其他的朋友安排了某些秘密的东西。
有一天早上，他拉着我坐下来。“我们要离开几天，”他说。“你和我。”
“什么？不行。”
我们要开车到阿巴拉契亚山脉脚下，一起徒步几天。妮可尔另外的一个朋友已经同意来陪她，他说。
“不行。”
朱莉娅觉得这么做是最好的选择。
“坚决不行。”
这不是为了我，他说。这是为了让我能更好地关心妮可尔。“也为了你的孩子，”他说。
我让步了。接下来这几天，我们在一个国家森林公园里度过，走了无尽的林间小道，穿越溪流，攀爬岩层，不知道走了多少英里。在一条小道尽头，我们发现一个瀑布，然后坐在它底部凉爽的池塘中，向上望着倾泻而下的奔流。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平衡在左右摇摆，就像还在徒步一样。但是，虽然身体已经消耗殆尽，可我发现丹恩过去一直明白的事情：我的心智更加敏锐了，比起前几个月，现在充满更多希望。
过了几分钟，我们发现瀑布顶上有些迹象。瀑布顶上有些突出的岩石，六七个大学年纪的女子开始往上爬。我们在看着的时候，她们开始脱衣服。我朝丹恩眨眨眼，两人突然大笑起来。
“哥们儿，怎么回事？”
“别问了，马特。你需要这个。”
女孩儿们开始从岩石上往下跳，跳入底部最深的水潭，然后又往上爬，再往下跳。她们看上去就像天使，不断落入尘世。她们看上去有着难以相信的快乐和健康，在水声之上，我们可以听到她们的欢笑。最后，丹恩说：“咱们也来！”然后开始脱他的衬衫。
“我不行，兄弟。”
“为什么？”
我没有答案，而答案又是很明显的。我是已婚人士。我的妻子快死了。我知道：在这森林中，我每一分钟的快乐，都会在后面变成内疚啃噬我。而且跟丹恩不一样，我已经很久没有健身了。没人想看到我的身体。于是我说：“咱们不知道这水有多深。”
我看着丹恩爬上去，跟女孩儿们在岩石上聊天，都迎着一阵凉爽的风。妮可尔的病也消耗了丹恩：在三十六岁，他放弃了新奥尔良的管理职位，还有一个女朋友。她无法理解丹恩对妮可尔和我的奉献——这确实是难以理解的，然后他们的关系就开始破裂了。从她的角度看，丹恩一定背叛了什么。他走到岩石边上，跳了下来，我发现自己站了起来，鼓掌、欢呼，然后希望太阳不要落山，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永远不要变老，不要生病，不要死去。丹恩就能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刻，那个地方，留下一幅准备就绪的、有同情心的肖像。
妮可尔恢复了。她又能吃东西了。她已经睡过了静脉喂食的几个月，醒来之后，惊喜地发现，自己可以穿上以前从未有过的小号衣服，而且很合适。她开始娱乐来访的人。人们会来看她，她就会坐起来，满面笑容，聊上几句，为自己的衣帽不整抱歉，或是为房子、或者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开始长回来了。她会讲述自己要做的所有事情，人们——善良、好心的人们——会点头，鼓励她，称赞她的勇敢。
一整年，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她会出神，沉默，睡觉，在强有力的药物作用下维持，然后她会醒来，在自己的待办事项列表上再加一条：她要最后一次前往纽约，她要成为新奥尔良肥美星期二大游行的大元帅，她要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跳入市区下城的喷泉里。这些我们都一起做了。她的生命缺少长度，不过得以弥补以高度。
每当她状态下滑的时候，医生和护士就会给出可怕的时间线。还有几个月存活时间。几个星期，甚至是几天。每一次，她都挣扎过来了。从旁观看真是令人赞叹。但这一切都有隐含的代价。
每当妮可尔变弱的时候，丹恩就会承担很多家务——洗衣服、做清洁、购物、做饭。我干剩下的活。我会叫女儿们起床，给她们穿衣服，吃饭。茉莉（Molly）和伊文捷琳（Evangeline），一个十岁，一个七岁。我帮她们完成作业。我会安排药物剂量，预订耗材供应，检查邮件，付账单。我在钱上变些小戏法，因为如果我们不交税，没人会死，医院和医生优先。
在这些时间里，妮可尔漂浮在鸦片之海上。我们在房子里存的液体吗啡实在太多，以至于医生警告我们，要小心入室抢劫。然后，她转向了二氢吗啡酮，药效比吗啡还要强七倍，而且要日以继夜地在不停断的泵中滴落，还要跟另一种极其强有力的止痛药——芬太尼——一起用。这些药干扰了她的心智和身体之间的传递信号，还有她和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她的幻觉让丹恩和我无法安心，而且会吓到女儿们。所以我们必须让她不碰这些药。
一天晚上，她把我叫到跟前，说她要上洗手间。我试着帮她坐起来，但是她说：“不，我是一个芭比娃娃，一次只能移动一条肢体。”于是，我抬起她的头，然后是她的后背，让她的头摆直，在把一条腿挪到床下，然后是另一条腿，最后让她站起来。我挪动她的左脚，接下来是她的右脚，一直如此，直到我们完成任务。直到今天，她的首席护士，一位名叫菲丝（Faith）的女士，还存着一张照片，是妮可尔的二氢吗啡酮药泵，她会给其他护士看。那个泵上显示：有超过两万毫克的药进入妮可尔体内。“这么大量的二氢吗啡酮，比我和其他所有共事过的护士用过的都多，”她说，“而且是加起来。”
当她进入比较好的状态时，她会醒过来，惊骇于我运作这个家的方式。有天早上，她踉踉跄跄走进厨房，我们都吃了一惊，然后她宣布：要给女儿们做鸡蛋。我把下厨用的抹刀放哪儿了？为什么冰箱里的牛奶这么少？它煮沸了吗？尝起来味道不对。没有什么尝起来没问题。“我怎么能放心走呢？”她问我，“我不能就这么死去。”
每次起起伏伏，她就变得更加神经质。去年夏天一天早上，我发现她站在炉子旁边，煤气大开，她试着教茉莉怎么点着煤气。她已经不记得该怎么做了。我走过去，关上煤气，妮可尔怒视我。她眼中充满仇恨，几乎认不出来了。
茉莉看到了，然后畏缩到一边。
“不是你的错，孩子，”妮可尔告诉她，带她走开了。“不是你的错，爸爸需要修炉子。”
我不知道说什么。她那即将到来的死亡，剥夺了任何外人对于公平的标准。我不能有任何评论，不会说“那很危险”或是“请不要用孩子来对付我。”
我什么也求助不了，因为没有什么能战胜死亡。
在我们的生活中，科技开始以一种新的可怕方式慢慢逼近。
丹恩发现，我们的门廊中不断有包裹到达——其中包着最平常的东西，比如厕纸或是学校的笔记本，他以为是我订的。然后，医疗材料开始到达，接下来是衣服、食物。我们发现，是妮可尔偷偷在网上订东西，坚守自己作为购物者的职责。
“我还是一个正当的人，”当我问她这些包裹的时候，她生气地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部分。”
这种现象我纵容了很长一段时间，一部分原因，因为她总找不到自己的手机。她会给丹恩和我打电话，叫到她床边，怒气冲天，指控我们偷了她的手机，实际上就在她头边的枕头上。最后，当她试图给伊拉克的某个人送钱的时候，我改变了我们的账户，没有告诉她。
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战役中，对手是不断增加的电子设备。当我不让妮可尔碰某样东西的时候，比如我拿走了她的车钥匙，或是访问我们账户的权力，或是某些拜访时间，她就会去在线癌症论坛发帖子，讲述我的做法。这些论坛中充斥着经历类似糟糕情况的人，他们会上线寻求认可，因为所处的世界突然对他们说“不”。这些人——这些面部不清的大量线上操纵者们——总是在鼓励妮可尔要坚持战斗，鼓励她说可以战胜这些事情，无视我的负面做法。
死亡是隐形的，你无法咒骂它、无视它，或是诋毁它。不过，每个晚上，当我躺在她旁边，她会冲我落泪几个小时，来自于愤怒、恐惧和二氢吗啡酮。
我开始避免上床的时间。现在我看到，15年婚姻之后，这是我走上远离她之路的第一步：她的路通向死亡，我的路通向之后的生活。
丹恩和我会整夜看电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开始迷上了僵尸电影、电视剧。我们每个晚上，一整个夏天的每个晚上，看着那些活死人拖着脚出现在电视屏幕中，然后就被某个英雄送入阴曹地府。
然后，我们会在黑暗中坐上几个小时，有时默默无语，不过常常会讨论白天跟妮可尔的某些交流。有天晚上，我跟他坦白自己的某个黑暗幻想，这幻想之前一直在我心中闪烁，跟勺子和蛋黄酱有关。
他笑了。妮可尔现在什么不爱吃，除了蛋黄酱。她特别能吃蛋黄酱，以至于丹恩跟我日常购物的时候，我们总会一次买两罐。她养成了一天吃一罐的习惯。这一天，她让我给她做一个火鸡三明治，做好后，我给她拿进卧室。她咬了一口，然后递还给我。
“少放火鸡，多放蛋黄酱，”她说。
我重新做了下，用勺子放进去双倍蛋黄酱。
“不行，”她又说，面带厌恶之情。“更多蛋黄酱。”
这次，我直接往上倒，倒了一大堆。
递给她的时候，她摇头。“所以你想饿死我，”她说。“我想我死得还不够快吧。”
自从她的诊断结果出来，我生活的一切就都围绕着面前这个脆弱的人。决定和郁结，希望和伤心。现在，有那么一下下，我想象自己撬开她的嘴，把一整罐蛋黄酱都倒进她的喉咙。
有人来访的时候，妮可尔会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魅力和无畏的典范，就像她在线上论坛和Facebook中的形象。这些情感是真实的，她自己的确有勇气、爱心和镇定，但当我们独处的时候，她伤我伤得毫不留情。
只用一句话，丹恩就拯救了我。
他说：“她朝你发作，是因为她知道你会留下来。”
妮可尔还有另一个妄想：当卫生间永远成为她出行最远的目的地时，她想去不一样的地方。当我要拒绝这个妄想时，丹恩有个简单而清晰的回答，我以为我已经永远丢掉了这种能力。
“直接告诉她没问题，”他说。
某种错乱开始出现了。
丹恩已经跟我们一起住了将近一年，住在死亡的阴影中，他和我都发现：我们自己开始讲特别黑暗的笑话，十分变态，以至于无法解释。
我们约定：如果他某一天结婚了，或是如果我再婚了，要是我们某个人的妻子诊断患有癌症，另医院，把一把刀刺入对方肋骨之间。这是怜悯的杀害。我们大笑，想象着现场旁观者们的疑惑：“这个家伙就这么走进来，然后杀了他。奇怪的是什么？是死者还对他说‘谢谢你’。”
我们讲述某一天我们都老了，留着口水，大小便失禁，然而妮可尔会拖着脚走过来，要一个蛋黄酱三明治。
我们笑话自己不熟练的偷运药物水平。我曾经听说，大麻可以帮助缓解化疗带来的恶心，但是医用大麻在阿拉巴马州是非法的。所以，一些朋友提出要给我们一些。我告诉他们，直接放在他们的邮箱里就行，我会过去拿。“只要确定在中午之前拿走，”我的朋友说。“邮递员在那时候来。”第二天商务，我发现一块大麻砖就放在那儿，裹着透明的塑料袋，在它上面，是当天的邮件。
后来，我们必须拿走妮可尔的手机——这也许是整个苦难日子中最难的决定，她开始给我们手写恶毒的、因为药物而混乱的纸条。这些纸条令人心碎。但是她一定要完成它们，其中的创造力和决心已经上升到了艺术层面。我们实在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我在枕头上看到这个，”某晚丹恩说。是用蜡笔潦草完成的。
我给他看我的，一篇愚蠢而又冗长的文字，要自己的手机。“我是在卫生间发现的，”我告诉他。“贴在马桶对面的墙上，坐下来正好看到。”
在心痛和心力交瘁之中，我们同时开始窃笑。“你知道她在干什么，对吗？”丹恩说。
“什么？”
“她在给我们发信息。”
后来发展到我开始躲着妮可尔，无法面对她的怒火。我太胆小，无法坐下来承受。我会蜷缩在门廊的秋千里，像个婴儿，这样她就找不到我。或者，我会撤退到楼上女儿们的卧室中，她就没法跟上来。我开始不吃不喝。
某个晚上，丹恩出现了，拿着一盘食物，还有一瓶水。他用极大的同情劝诫我。“你这个样子，我还能允许再来一天，”他说。“一天之后，你必须起来。”
走出大门的时候，他停下来，说完自己的观点。“为了你的女儿们，”他说。
即便是在我不断坠落的螺旋中，我还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女儿已经爱上了丹恩。她们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我已经失去的力量，她们信任他。
每个晚上，当妮可尔和我入睡之后，他都会独自坐在门廊上。他会读书，或者给他新奥尔良的朋友打电话，或者数数有多少只浣熊穿过街灯下面。有几次，茉莉会爬起来，出来和他一起。
我在窗内望着他们。他会坐在茉莉旁边，摇动秋千，聆听她讲述自己的噩梦。
妮可尔腹部伤口的敷料变成了巨大而复杂的东西，需要多位专业护士前来，作为一个团队把它组合起来。现在，这些敷料的目的，就是保证她的腹部不要四分五裂。
有一天，护士们刚走，妮可尔开始扯掉绷带。“我想，我得给自己冲个澡，”她说。
她扯掉最后一块纱布，走向淋浴间，一边走，粪便和胃酸滴落在地板上。我看着，没说话，只是躺在床上，无法行动。
过了一会，她回来了，躺在我旁边。她要胶带和纱布。
“让我叫护士来，”我说。
“不用，我自己能行。”
当她开始解开胶带时，胶带粘在她手上，自己粘在一起，粘在她肚子上。她的肠胃喷出一股黄色的屎，流过她身体一侧，流到床上。她的手停下了，我望向她的脸，她已经晕过去了。
我碰碰她的面颊，她的眼睁开了，朝我微笑，似乎很疑惑，发现自己身上布满温热的排泄物，还试着要用手去拢起来。它涂满她的躯体，直到她的胳膊和肘部，满床都是。我伸手去帮她，她推开了我。
我心中某些东西破碎了。那让我不至崩溃的最后一条绳索的最后一丝纤维上的最后一根线，刚刚断了。我滚下床，不想让她看见，我爬进洗手间，蜷在马桶底座旁边，颤抖，哭泣。
她的声音从卧室传来，我能听到，“丹恩……”她的声音绵软无力，就像是从蚕丝传过来的。我听到丹恩来到门口，妮可尔告诉他我需要帮助。她是为我才叫的丹恩。
丹恩打开卫生间门，我喊出声来：“到处都是屎啊，丹恩。”他十分小心，这次没有试着把我从地上扶起来。他只是关上门。
护士们来了，为妮可尔换了药。我不记得自己在洗手间待了多久，但是当我出来的时候，窗口透进来的光已经换了位置。
后来，妮可尔的首席护士菲丝拉着我坐下来。“我现在看出来了，”她说。“她需要精神抑制类药物。”
年代，氟哌啶醇（Haldol）用作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当时美国的精神诊疗机构正是爆发期。那是一种让人昏迷不醒的药。“大猎狗”，护士们这么称呼它。
根据阿拉巴马州法律，有执照的执业护士，也就是现在待在我家、全天看护妮可尔的人们，不允使用这种药物。注册的护士可以，但是他们每天只能来一次。
不过，法律中有个漏洞，他们说：其他人可以使用。
我。
所以，当有护士看着而且给我建议时，我开始给我的妻子注射这种药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终结她生命的药物。氟哌啶醇的药效让她神游大海，用毫升度量的大海，她不再要食物或水了，这也就意味着她胃里的火山不再爆发。她的脸放松了，下巴也松弛了。
她的呼吸放缓，接下来几天，呼吸声音变得越来越响，响到整个房子里都能听到。听上去，就像某个人在自己的声带上慢慢拉着一把大提琴弓。然后我意识到：最后一个诚实描述死亡的人，可能是说出“croaking”这个词的人。
死亡的场景，或者我期望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一小群朋友和家人聚在病人旁边，看着她吸进、呼出最后一口气。人们握着手，交换眼神，标明彼此都很清楚这个时刻是多么重要，然后一名医生进来，检查一下脉搏，随后宣布：“结束了。”
真实发生的场景是这样的：有些医疗设备挡住了我们通向卫生间的路，所以，在年9月9日早上，我上楼去冲澡。我当时满头洗发水，听到丹恩在楼梯下面叫我。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就赶紧冲一下，走出淋浴间。几秒后，我努力用毛巾擦干，他又喊我：“赶快。”
我试着把牛仔裤套在湿漉漉的腿上，一边还要冲下楼，就在我冲进卧室之前，我听到妮可尔刺耳的呼吸。我想我尽力了，至少；我还在努力在进入房间之前拉上裤子拉链，丹恩和两个护士站在那儿。他们站着，看着妮可尔。
“怎么了？”我问。
“那也许就是最后一次呼吸了，”菲丝说。“也许，它们来得很慢。”
妮可尔的脉搏几天前就开始变弱了，直到再没人能感觉到。所以我们站在那儿，望了她几分钟。她就是不再呼吸了。没有什么精神上的放松，没有肤色的变化，没有面部五官的变形。她的生命就这么终止了。
从任何角度说，这都是一次很常规的死亡，普通，平常。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丹恩。我的婚姻把我带到这个境况，但是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爱不是一个足够有力的词。他站在那儿，面对死亡的现实，为了我。他是我的朋友。
妮可尔去世后的几个月，时间在拉长、缩短，又拉长，像太妃糖一样。
悲伤让我变得空洞，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在悲伤之下，我还感到某种深层次的放松，甚至是喜悦。两年来，第一次，我感受到希望。不过，我把这当做秘密。人们会在街上拦住我，表达他们的悲痛，我发现自己勉强应对着他们的感情腔调。“哦，是的，的确不容易，不过我们总会缓过来的。”
真相是，经过两年的折磨后，妮可尔终于不再感到痛苦了。经过两年的恐慌后，女儿们和我觉得似乎逃过了某些东西。茉莉告诉我：在她记忆中，这么长时间以来，她不再害怕听到我在楼梯下面的叫声了，因为她知道，我已经没有什么坏消息要发布。
丹恩帮助女孩儿调整，让她们适应没有母亲的无尽生活，但是没有妮可尔的日子是空虚的，他想找些工作。我告诉他没有必要。他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也愿意跟他分享我的收入。永远，只要他愿意。我们已经度过了无尽的冬天，进入了存在意义上的春日。
但是丹恩默默陷入某种他自己的忧郁。他感到坐立不安，开始在自己的房间里待得更久。有一次，他跟一个朋友去宠物商店，朋友在小猫和小狗之间挑来挑去。“你不想抱一只吗？”她问丹恩。
“没必要，”他说。他无法解释，但是他知道，一旦自己抱着某只小动物，他一定会哭出来。
今年1月，妮可尔已经去世4个月了。距离丹恩突然放弃自己成年生活的一切、来为妮可尔和我服务，已经14个月了，他决定自己要搬回新奥尔良，找回自己的生活。
丹恩的离开突如其来，比起妮可尔来说，打击更大，因为我根本没有准备。他不知道如何告诉我离开的想法，所以他只是开始收拾行李。那一天，女孩儿们还在学校，他要走了。就在那天，他在钻进车里时停了下来。“过几周我还会回来，”他说。“不过到时候会很奇怪，因为那时你就结婚了。”
我们都笑了。他启动车子，开上车道，我就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想着要做些什么，满眼都是泪水。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转头回到了自己空空荡荡的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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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阿拉巴马州的费尔霍普（Fairhope，Alabama），距离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公里。
《这就是圣诞前的夜晚》（TwasthenightbeforeChristmas），来自美国诗人克莱门特·克拉克·摩尔（ClementClarkeMoore,—）。该诗写于年，在圣诞前夜阅读该诗，成为很多美国家庭的传统。
二氢吗啡酮（二氢吗啡酮），全称：盐酸二氢吗啡酮，又叫：双氧吗啡，强力止痛镇静剂。
croaking，英文原意为：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后来成为非正式的“断气”说法。
文中图片都来自原文所在Esquire英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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