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心中依然只有工作，总理此时常常说一句话：
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留学时期，周总理曾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此后，他也一直为中华之腾飞而努力，即便在最后岁月，也奋斗不息，为医院都不轻易去。
病榻上依旧忧济在元元年年底，周恩来的健康情况已经非常不容乐观，昏迷现象频发。12月7日，周恩来再次昏迷，这一次很严重，怎么呼唤都无法叫醒，原因是呼吸道堵滞。
虽然经抢救周恩来再次苏醒，但是给人的印象就是，总理太虚弱了，听他说话，都必须要俯身才能听清。
此后情况进一步糟糕。12月中旬开始，周恩来不能进食、无法排便，此时的总理，身上插着太多的管子，他靠这些管子补充养分、氧气、鲜血，排出脓、腹水。
周恩来还必须要忍受巨大的身体疼痛，不过每次他都紧紧咬着牙关强忍，任由汗珠直淌，脸色也憋得暗红，一旁的医务人员都不忍再看。有时候疼痛袭来时，周恩来就和身边陪伴的邓大姐齐唱《国际歌》。
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周恩来对张佐良大夫说，我实在疼，想哼几声。
张佐良闻言心里难受，眼泪顿时涌出，他赶忙说了一句，总理您就别拘着自己了。说完赶紧离开病房，他不能让总理看到自己落泪。
这段时间，医务人员陪着周恩来，心里清楚总理的病情，但是他们不能在总理面前有任何个人情感的流露，因为这会传递出信息，总理的健康无法康复。
19个月，这是周恩来住院的时间。当初总理得知检查结果时，非常平静，只说了两句话“我配合你们”，“你们也要配合我”。
在医院期间，只要条件允许，周恩来一定坚持散步和做操，他常去的地方就是北海公园，此时的总理，心中依旧放不下工作，他在公园散步时，还不忘问问公园的工作人员，关心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总理心中永远是工作第一，其实这时他的体力是不允许他这么拼命工作的，但是总理对身边人这么说，我既然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得竭尽全力做好。总理从来就没考虑过自己。
年1月1日，周恩来处于长时间的昏睡，总理已经两个多月没有进食，甚至滴水不沾，出现“肠麻痹”症状，也就是肠道不工作了，肠道内的大量气体将肚子撑得很鼓胀，加剧了疼痛感。
1月5日，专家组给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治疗：结肠造瘘术。
1月7日，周恩来再一次昏迷。等总理再次睁眼时，他依旧想着他人，这时的他已经极度虚弱，他的声音是那么的微弱，但是依旧有力量，他说：“我无大碍，去照顾其他的生病同志吧！”
这是总理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逝世。
看过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一篇材料，总理逝世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当即就提出降半旗致哀，这时有一些国家“酸”了，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故去，没见你们降半旗，以后是不是我们也能有此“待遇”？
结果被“婉拒”。
这位联合国秘书长说了一句话，如果谁为了国家，身后一分钱都没留下，我就给降半旗。大家顿时没再说话。
黑云压城情难抑。三天后，总理的灵车缓缓向八宝山驶去，途中经过长安街。这天长安街早早就聚满了人群，大家都是自发而来，静静守在街道旁，满脸悲怆，掩面而泣，泣不成声。
灵车远远驶来，人们忘了擦眼泪，任由泪水潸然，目光只随着车而动，直到街的尽头。
一月的北京，寒风凛冽，哀思弥漫，十里长街送总理。
王培成曾是中央警卫团警卫，曾在三0五医院警卫值班室工作，医院住院治疗。
他眼中的周总理，病重期间依旧惦记着身边工作人员的生活情况，特别强调伙食。那时医疗组的专家、医务工作人员以及警卫服务人员的伙食标准是由叶帅和邓大姐具体规定。若是总理要进行手术，这期间的伙食标准还会再高些。
总理有时就会让邓大姐去看看大家的伙食好不好。这些费用没有动用公家一分钱，都是由总理的工资支付。
王培成记得很清楚，年的国庆节，总理亲自交代了，请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吃饭，还特意从人民大会堂运来茅台酒和食品，总理自己拿钱买单。
总理在住院期间，非常配合医生的治疗，就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此时的周恩来，身体健康已经很不好，他却是拼命争抢时间工作，他将这种方式当成和病魔做斗争。
年的3月，周恩来的结肠上发现有一肿瘤，经病理检查，诊断为结肠癌。在实行手术前，周恩来还在工作，他住院以来，不少未批的积案等着他处理。
总理对手术看得很坦然，他只惦念着手中的这些工作，当秘书离开时，还特意祝愿总理手术成功。总理却是说，不一定哦，有两种可能哦。
这次手术是总理住院后的第三次大手术，手术进行了八个小时，从结果看，手术挺成功。只是总理的身体越发虚弱，膀胱一直在出血，还不断发现有癌细胞。
但是总理在致信主席时，却是说“恢复得挺好”、“一切正常”、“请主席放心”。
年下半年起，总理开始卧床，刚开始他还能就工作谈论3个小时，慢慢时间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都无法坚持，只能说几句话，声音也是越来越微弱，最后无法出声。
身体健康这么糟糕的情况下，总理依旧坚持听工作汇报，有时候会露出笑脸，表示自己的心情很好。
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是当时治疗组的医生之一，他回忆总理时，就说总理的身体崩溃是全面性的，一点抵抗力都没有，而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原因就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
积劳成疾依旧忘我工作年，周恩来的健康情况亮起红灯。这年2月2日，总理诊断出患有心脏病。第二天总理就见自己的办公室门口贴了张大纸，上面写着劝总理多注意休息。
总理看后给了答复：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总理怎么会扔下工作呢？同年4月，总理在处理广交会问题时，他连续84小时工作，这个后果非常严重，直接引发心绞痛和“频发室性早搏”。
从此以后，每晚就寝前总理都需要吸氧，每天还要服药四次。
年9月5日，周恩来的心脏再次出现异常，原因还是过度劳累。以后总理只要办公，门外都有医务人员候着，就是为了可以及时抢救。
周恩来住院卧床期间，还亲自修改审定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稿，并抱病参加贺龙骨灰的安放仪式。
周恩来脑子里永远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工作。明明知道自己身体健康有恙，但是并没有因此减少工作量，总理知道这样会带来更坏的影响，但是他心中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了。
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为患有膀胱癌。
总理此时的病情已经相当复杂，虽然经过两次治疗，但是术后效果并不理想，血尿情况加重，后来膀胱每天的出血量有多毫升。
这时总理日常的生活都受到影响，连洗个脸都会导致脉搏加快、心跳加速。总理的体质每况愈下。
年4月，周恩来接受输血，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一直到逝世，他一共接受输血89次。
总理的血型是AB型，当时血库里这种血型不多，也不方便去社会采集，警卫团的警卫听闻后，都争先恐后去献血，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血型能匹配上。当然这件事情没有让总理知道。
总理的病情继续恶化，由于出血量增多，膀胱里淤积的出血凝结成块，堵了排尿管。每次总理排尿时都很痛苦，起初稍稍用力即可，后来要借助扭腰、弹跳这些动作。
每次排尿都会耗费总理很多气力，额头都是汗珠，他事后都会躺在沙发上静养。身边的人看了心里痛，却又恨自己帮不上总理。
此时的情况已经不允许再拖延治疗了。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解放军三0五医院。
这年的早些时候，还发现了总理有肠肿瘤的问题。当时已经决定要立即治疗，但是主席人在湖南，为了工作周恩来推迟治疗。
医院，压根就没有休息的时间，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看文件、批文件，还要会见外宾。
19个月的住院时间，周恩来一共接受13次大小手术治疗，差不过40多天就要动一次手术。
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是年9月，从入院开始，他会见了60多次的外宾，更别提提其他的事务了。
就如总理起初同意接受治疗时说的那句话，你们也得配合我。总理住院还是为了工作。
年年初，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和大家说，我的身体情况不好，医院不放我出来，但是我还是想每周都和大家碰一次。
这时总理的健康情况如何？
先来看看总理的工作量吧。
根据相关记录资料统计：
年1月—5月（天）期间，周恩来的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内，只有13天。
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9天；
每天工作14-18个小时：74天；
每天工作19-23个小时：38天；
甚至有5天是连续工作24小时。
这仅仅是总理的日常工作时间，他还要参加中央会议、外事活动等。
正常人如此工作，都会连声抱怨吃不消。但是总理没有，他只是反复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理的治疗一拖再拖，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周恩来为了大局，完全将自己的健康搁置一边，为了不影响工作，入院前就是靠输血和其他治疗方法坚持。
有一段材料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正在接受输血治疗，那边却是有人来催去开会，工作人员不得不叫醒了总理，事后才知道这次政治局会议，总理可去可不去。
周恩来心里清楚，他不和旁人说，只是在和老友斯诺谈及自己的健康时，才说因为睡少了，健康就差了。他还说，自己的身体啊，是文化大革命打败的。
年6月1日，周恩来入院的当天，做了一次大手术，切除膀胱癌，术后效果不错，但是专家们心中却是担心，之前已经进行过二次治疗，但是复发后病情更加严重。
果然，这年8月7日、8日，周恩来的病情出现了反复，癌症转移。
8月10日做了第二次大手术。
术后的总理，不是躺在病床上休息，16日他就开始会客。总理心里装着太多的事，那时正值四届人大筹备，他要亲自前往长沙，向主席汇报这项工作的准备情况。
此时医务人员再次发现总理尿液中有潜血，建议要立刻检查治疗，总理何尝不知道劳累会给自己健康带来什么影响，但是他却是说：“既然将我推上了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四届人大开过后，一些事情尘埃落定，总理心里踏实了，他对医生说，我可以安心接受治疗了。
总理只是心里踏实了，但是工作量却是没减少。年2月4日，辽宁省营口（现大石桥市）、海城（现海城市）地震，周恩来立即批示国务院发出通报，要派出代表团慰问当地受灾群众，同时要表扬相关单位，中国科学家对该次地震做出了准确预报。
当周恩来知道甘肃定西和庆阳地区旱灾导致当地百姓生活缺乏保障时，他哭了，他心里在责备自己，当时就批示：必须立即解决。
当他收到群众来信，得知山西一个山区的食盐价格居然比城市贵一分钱时，他一刻也没耽误，立刻给出指示，不管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山区群众一定要吃上盐。
周恩来心里装着国家，装着群众，还装一件很重要的大事，就是国家统一大业。香港《七十年代》曾刊过一文《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总理当时就在文章上做了批示，“分析”蔡省三的有关资料，批示落款后面，他颤着手连写四个“托”字。
卫士高振普回忆这段往事时，很是感慨，总理没有因为病情增加休息，也没有因为病情减少工作。
总理这一生都在兑现他曾说过的一句话，多付出一些代价。
一息尚存就要奋斗到底总理逝世的当天，邓大姐向党中央提出一个请求，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个请求：不保留骨灰，撒掉。
《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最后几个镜头，就是在执行撒骨灰的任务。
年1月16日晚8点15分，一辆小型飞机升空，飞过北京上空、飞过北京密云水库上空、飞过天津的海河上空，最后来到山东并州的黄河入海口。
每撒的一处都有特别的含义。
年，周恩来就读天津南开学校，看着国家被列强蚕食瓜分，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
12岁时，一次课堂上老师问同学们为何读书时，他大声说着“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小小年纪时，周恩来已经有了忧国之心，他时刻